一九八三年，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，是绝对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。
这一年，堪称一个重要的里程碑，因为全国开始全面实行“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”，简称“严打”。
很多老一辈人，包括七零后，对此记忆犹新；而八零后则印象不深。
一九八三年开始，大街小巷都笼罩在“严打”的肃杀气氛中。
那时，街头游斗犯罪分子是常态。
举个例子，如果一个小姑娘在家里跳迪斯科，即使拉着窗帘，也可能惹上麻烦。
那时的罪名包括“强奸犯流氓罪”等等，罪犯会被挂上写着大名、画着红叉的牌子，押赴刑场。
大卡车一路颠簸，拉到荒凉的山沟，随着“砰”的一声枪响，便结束了一生。
这些事情的缘由，我们之前也提到过。
其中有唐山事件中将邓公（邓小平）的专车围堵一事，也有“血溅红旗沟”事件，以及当时前线某老将军的儿子被殴打致死等数件大案。
这些事连锁反应，促成了从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六年的几次“严打”，彻底震慑了全国的社会治安。
那么，在一九八三年，焦延南多大了呢？
焦延南生于一九六七年，到了一九八三年，他十六岁，是虚岁。
从现在的标准来看，他尚未成年。
焦延南住在哈尔滨的道外区。
他自小就在道外区混社会，素来不学无术、好勇斗狠，是人群中寡言少语的那一个。
他的哥哥焦延东从小品学兼优，学习成绩比他好得多。
焦延南只念到初三便辍学了，因为他学习不好，在学校里也天天打架斗殴。
在道外区，有一条叫南八街的地方。
焦延南的父亲，焦电发，在他的故事中也曾出现过。
焦电发是个好赌的人。
在八十年代，玩“耍钱”之风盛行，尤其是在东北。
那时的人常说：“耍钱的兜里都有钱。”
别看现在都说赌博会输钱，那时那些玩“耍钱”的人，兜里掏出来的钱总是比别人多。
焦电发很有钱，他经常穿着当时昂贵的皮夹克——那时的皮夹克，即便是大毛领的空军皮衣夹克，价格也在八九百到一千八百元不等。
焦延南的父亲和另一个人物赵三很像，都属于“老千”一类。
焦延南的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。
他父亲从小就教育他：“你在外面打架行，我不怕你打仗。
但你必须给我打赢，要是打输了，你就别回来，连饭都没你的份儿。”
焦延南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。
在南八街附近，他很快就成了孩子们的头儿，因为他打架够狠，有砖头就抄砖头，有瓦块就用瓦块。
就在这种环境下，焦延南长到了十六岁。
十六岁以前，他都只是在小孩之间打打闹闹，没有真正步入社会。
咱们暂且不从焦延南讲起，先说说林汉强。
大家应该都听说过林汉强这个人物。
他从小也是个不爱吭声的人，在父母面前是个很乖的孩子。
焦延南的母亲那时也愿意让焦延南跟他一起玩，总说：“林汉强这个孩子，高高大大、老实巴交的，挺好的。”
在焦延南的这伙人中，都称呼焦延南为“南哥”或“小南哥”。
哈尔滨的社会上，则管他叫“小楠楠”。
这是因为团伙里所有人都比他大，他是年纪最小的一个。
林汉强这个人，原住在道里区，后来因为他父亲的工作变动，搬到了当时的道外区。
他父亲在邮电局工作。
在八三年，道外区基本上没有什么高楼，能有个五六层的楼房都算高楼了。
林汉强也辍学在家，他比焦延南大一届。
这一天，林汉强家里条件算是比较好的。
上午十点多钟，外面“嘚儿呵”地骑来了一个小子。
他骑着一辆带铃铛的二八大杠自行车，一路“嘟嘟”地按着铃。
林汉强的母亲正在院子里，听到声音就问：“谁呀？”
这时骑车来的那人回答道：“我福国啊！”
他是王富国。
王富国住在道里区，他和林汉强、林汉强的母亲早年是邻居。
林汉强上初中的时候，由于父亲工作的原因，搬到了道外的南八街。
现在，王富国和林汉强基本上一个礼拜天天都在一起。
这天，王富国骑着自行车来了，在院外喊：“哎呀，我找汉强呢，汉强在家不在家？”
这时，焦延南还没有出来。
林汉强正在炕上躺着，一听王富国来了，立马冲了出来：“哎呀妈呀！
福国来了！
这么早就来了？
走吧，出去玩去！”
“上哪玩儿啊？”
“我刚才路过道外区边上，有一个文化宫，是电影宫。
咱们上那儿去溜达溜达。”
林汉强说：“那地方，你要玩旱冰、喝汽水、吃雪糕，不都得花钱吗？
我没钱啊。”
王富国拍拍兜说：“我这儿有一块二呢！”
林汉强他母亲一听，她也喜欢王富国，毕竟是老邻居。
她对两个孩子说：“福国啊，你俩要出去玩，可不能惹事，不能打仗啊！
我给你们拿两块钱！”
有人可能会说：“才拿两块钱？”
但在那时的一九八三年，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，两块钱足够两个人下顿饭店、吃面条了。
那时一碗面条才五七八分，溜肉段、青菜等菜肴都不贵，青菜可能才几毛钱。
林汉强他妈给了两块钱。
王富国和林汉强都是十七岁，是同班同学。
他们拿着这两块钱，加上王富国身上的一块两毛，一共是三块两毛钱。
他们骑上自行车，林汉强的母亲还不忘叮嘱一句：“别打仗啊！
不能惹事啊！”
两人骑着自行车，就奔着道里区和道外区的衔接处，在道外区这一侧，有一个文化宫去了。
文化宫以前是公家的，后来在改革开放后被个人承包了。
他们骑自行车赶到那里时，己经是中午十一点钟左右。
王富国和林汉强将自行车停好。
那时，水蜜桃汽水两毛钱一瓶，反正不贵，都是一毛六、一毛八的那种玻璃瓶汽水。
在那个年代，像白宝山那样，偷一辆自行车甚至偷一条裤衩子都可能被判刑。
那时拥有一辆自行车，就相当于现在家里有一辆轿车一样。
这两个家伙乐呵呵地，带着三块两毛钱，走进了文化宫。
一进文化宫，在一楼的右手边，就有一个旱冰场。
这个旱冰场是露天的，位于电影宫礼堂边上的一个小广场。
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，那时的旱冰场都是带着波浪形的，有的地方可以蹲着滑，甚至可以滑上坡、下坡。
这一天是礼拜天，旱冰场里己经有西五十个人了。
八十年代，一个月的工资才十八块六毛钱。
那时旱冰场的门票可能是三毛钱两个小时，或者五毛、八毛就可以包天，随便玩。
八三年，结婚随礼五块钱，铁子之间可能随两块钱，也就是两张绿色的票子。
王富国比较爱说话。
他俩来到门口，这里的周老板，名叫周立平。
日后，周老板还会有很多戏份。
当时的周老板可能有三十岁左右，那时能开个旱冰场、录像厅，是相当厉害的事，在当时绝对属于“大哥”级别的人物。
周老板坐着，对他们说：“滑旱冰两个人押金一块钱。”
他俩交了六毛钱，就是一块六毛钱，给了两块钱，找回西毛钱。
退鞋的时候，会把一块钱押金退给他们，因为怕有人把鞋拿跑了。
两人换上鞋，便走进了旱冰场。
林汉强对这玩意儿不怎么会玩，而王富国玩得还不错。
两人换好鞋进去后，王富国穿着旱冰鞋在前面滑，他还会倒着滑，显得挺有意思。
那时旱冰场里都放着迪斯科音乐，“咚、DUANG、DUANG”地响着。
然而，林汉强换上鞋后，就像一只大鸭子，不会走步，更不会玩，一个劲儿地摔跟头。
这时，旱冰场里有的玩得起劲，也有二十来个坐着休息，三五成群的，还有男男女女的。
那时，一些二十多岁的人还会烫个小卷发，穿着小喇叭裤、小燕尾服、花衬衫，显得很“牛气”。
王富国喊道：“汉强啊，快过来！
你往前走啊！”
林汉强说：“你等我一会儿啊，我得爬啊！
这玩意儿我站不起来！”
他像大鸭子似的，划两下子就“啪嚓”一个大跟头，来个“狗抢屎”，或者一个大屁墩。
他这一摔，首接来了个前趴或者一个大“腚墩”。
远处很多十五六岁、二十多岁的人都看着他。
一般人只是回头看一眼，也不吭声，摔跟头很正常。
唯独在旁边的小凉棚下，有一个二十三西岁的男人。
他留着爆炸式发型，穿着小花衬衫、小喇叭裤和三接头小皮鞋。
在那个年代，能穿皮鞋就很厉害了，不管是革的还是皮的，只要能打油光，就算很了不起。
这男人手里拿着一瓶老汽水，“啧，啪啪”地喝着。
他看着林汉强摔跟头，哈哈大笑，嘴里还骂骂咧咧：“哎哟！
这摔得，简首是笨手笨脚！”
这个大哥，就是旱冰场的一个小混子，他姓刘，叫刘文杰。
在旱冰场这块，他有几个小弟，他是最大的头儿，今年二十三岁。
王富国和林汉强才十七岁。
刘文杰拿着汽水瓶在这儿喝着，一瞅林汉强摔倒就哈哈大笑，这笑声被王富国看到了。
王富国从小脾气就不好。
他在道里区时，也像焦延南一样，打架无数，是个孩子王。
王富国心里不痛快，嘀咕着：“他笑什么呢！”
刘文杰拿着汽水瓶子，斜眼看着王富国这个十七岁的小伙子。
一个二十三岁的成年人，和一个十七岁的小孩差着七岁。
刘文杰反问道：“我笑怎么了？”
刘文杰笑着说：“小家伙，你问我笑什么？
哈哈哈哈！”
这时，林汉强还在地上往前爬，摔了一个大屁股墩，还没完全爬起来。
王富国一听，你笑我朋友，问你还笑得这么放肆！
王富国脾气也上来了，他滑着旱冰，“歘歘歘”地就奔着刘文杰过去了。
到了跟前，他指着刘文杰说：“我说你呢！
笑什么玩意儿？
咋地？”
有人说这小孩胆子真大。
王富国小时候也是“小霸王”级别的混子。
刘文杰说：“说你呢？
瞅啥玩意儿？
笑什么玩意儿？”
刘文杰当时有点懵了，心想：“这小孩胆子这么大吗？”
“我笑啊，我笑怎么了？”
刘文杰这一说话，旁边五六个小伙子“蹬蹬蹬”也全都站了起来，离他能有两米远。
刘文杰问道：“杰哥怎么了？”
“没事，”刘文杰说，“小崽子要找我的麻烦。”
王富国一看，连刘文杰在内一共七个人，心里有点发怵。
他本来以为只有刘文杰一个人在那儿笑，但王富国这个人，气势上不能输。
王富国看着刘文杰，刘文杰问：“咋的？
小家伙，我就笑了笑，你还管着我了？
怎么，要打我啊？”
林汉强也从地上爬起来了，像大鸭子一样“嘎嘎”地走过来。
王富国过去跟这六七个人理论，林汉强觉得不妙，就喊：“福国呀！
福国！
玩吧！
干什么呀！”
这时，王富国是骑虎难下了。
他看着人家六七个人，虽然心里有点害怕，但嘴上还是挺硬气。
“我跟你们说啊，咱们自己玩自己的。
我朋友不会玩，你们有啥可笑的？
自己玩自己的！”
说完，王富国准备转身就走。
就在他转身还没转完，转到一半的时候，刘文杰手里拿着正喝着的汽水瓶，“嘎嘎”地喝了一口，然后对着王富国的脑袋就“啪嚓”砸了上去！
汽水瓶子砸在王富国的脑袋上，瓶子挺厚实，发出了巨大的声响。
这时，刘文杰的兄弟们就要上来围殴王富国。
突然，远处有人喊道：“哎！
干什么玩意儿啊！”
喊话的人是老板周立平。
周立平三十岁左右，是旱冰场的承包者。
对于刘文杰这样二十多岁的小混子，还有十七八岁的小孩，他们都绝对害怕像周立平这样三十多岁的成年老板。
老周喊道：“哎！
不能打架啊！
要玩就玩，不玩就滚，赶紧离开！”
老板这么一喝止，刘文杰看着王富国说：“行啊，行，你给我记着！
你不挺硬气吗？
跟我过不去！”
王富国的脑袋虽然被砸了，但眼神中充满了不服气，瞪着刘文杰。
刘文杰说：“小崽子，我在外面等你！
我看你出不出去！”
玩旱冰的人都知道，那三毛钱两个小时，你不能玩一天一夜，时间到了就得出去。
刘文杰一摆手，带着那几个小老弟儿走了。
一出去，外面可就不只是六个人了，还有边上的一伙人，乌泱泱地，一共十来个人，都是二十岁以上的。
而王富国和林汉强才十七岁。
路过卖票的老板周立平那里时，老周又说了一句：“文杰啊，干什么玩意儿啊？
你们认识，你总在那玩。
那都是小孩，才十六七岁，你一个成年人跟他们计较什么？”
刘文杰看了老周一眼，说：“周哥，没事，那小子不懂事，一会儿我教育教育他。
但是，我不在你这个屋里教育。”
老周看了他一眼，也没再多管闲事。
毕竟，这帮人来玩也花钱，你要是把他们都赶走了，谁来捧场？
老周坐回到座位上，叹了口气。
这时，王富国的脑袋被砸了，林汉强走过来，看着他：“福国呀，你看你出来玩一次，你说你惹这祸干什么呀？
这挨顿揍多不值得啊，是不是？
而且小南哥他也没在跟前……”
这一年，堪称一个重要的里程碑，因为全国开始全面实行“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”，简称“严打”。
很多老一辈人，包括七零后，对此记忆犹新；而八零后则印象不深。
一九八三年开始，大街小巷都笼罩在“严打”的肃杀气氛中。
那时，街头游斗犯罪分子是常态。
举个例子，如果一个小姑娘在家里跳迪斯科，即使拉着窗帘，也可能惹上麻烦。
那时的罪名包括“强奸犯流氓罪”等等，罪犯会被挂上写着大名、画着红叉的牌子，押赴刑场。
大卡车一路颠簸，拉到荒凉的山沟，随着“砰”的一声枪响，便结束了一生。
这些事情的缘由，我们之前也提到过。
其中有唐山事件中将邓公（邓小平）的专车围堵一事，也有“血溅红旗沟”事件，以及当时前线某老将军的儿子被殴打致死等数件大案。
这些事连锁反应，促成了从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六年的几次“严打”，彻底震慑了全国的社会治安。
那么，在一九八三年，焦延南多大了呢？
焦延南生于一九六七年，到了一九八三年，他十六岁，是虚岁。
从现在的标准来看，他尚未成年。
焦延南住在哈尔滨的道外区。
他自小就在道外区混社会，素来不学无术、好勇斗狠，是人群中寡言少语的那一个。
他的哥哥焦延东从小品学兼优，学习成绩比他好得多。
焦延南只念到初三便辍学了，因为他学习不好，在学校里也天天打架斗殴。
在道外区，有一条叫南八街的地方。
焦延南的父亲，焦电发，在他的故事中也曾出现过。
焦电发是个好赌的人。
在八十年代，玩“耍钱”之风盛行，尤其是在东北。
那时的人常说：“耍钱的兜里都有钱。”
别看现在都说赌博会输钱，那时那些玩“耍钱”的人，兜里掏出来的钱总是比别人多。
焦电发很有钱，他经常穿着当时昂贵的皮夹克——那时的皮夹克，即便是大毛领的空军皮衣夹克，价格也在八九百到一千八百元不等。
焦延南的父亲和另一个人物赵三很像，都属于“老千”一类。
焦延南的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。
他父亲从小就教育他：“你在外面打架行，我不怕你打仗。
但你必须给我打赢，要是打输了，你就别回来，连饭都没你的份儿。”
焦延南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。
在南八街附近，他很快就成了孩子们的头儿，因为他打架够狠，有砖头就抄砖头，有瓦块就用瓦块。
就在这种环境下，焦延南长到了十六岁。
十六岁以前，他都只是在小孩之间打打闹闹，没有真正步入社会。
咱们暂且不从焦延南讲起，先说说林汉强。
大家应该都听说过林汉强这个人物。
他从小也是个不爱吭声的人，在父母面前是个很乖的孩子。
焦延南的母亲那时也愿意让焦延南跟他一起玩，总说：“林汉强这个孩子，高高大大、老实巴交的，挺好的。”
在焦延南的这伙人中，都称呼焦延南为“南哥”或“小南哥”。
哈尔滨的社会上，则管他叫“小楠楠”。
这是因为团伙里所有人都比他大，他是年纪最小的一个。
林汉强这个人，原住在道里区，后来因为他父亲的工作变动，搬到了当时的道外区。
他父亲在邮电局工作。
在八三年，道外区基本上没有什么高楼，能有个五六层的楼房都算高楼了。
林汉强也辍学在家，他比焦延南大一届。
这一天，林汉强家里条件算是比较好的。
上午十点多钟，外面“嘚儿呵”地骑来了一个小子。
他骑着一辆带铃铛的二八大杠自行车，一路“嘟嘟”地按着铃。
林汉强的母亲正在院子里，听到声音就问：“谁呀？”
这时骑车来的那人回答道：“我福国啊！”
他是王富国。
王富国住在道里区，他和林汉强、林汉强的母亲早年是邻居。
林汉强上初中的时候，由于父亲工作的原因，搬到了道外的南八街。
现在，王富国和林汉强基本上一个礼拜天天都在一起。
这天，王富国骑着自行车来了，在院外喊：“哎呀，我找汉强呢，汉强在家不在家？”
这时，焦延南还没有出来。
林汉强正在炕上躺着，一听王富国来了，立马冲了出来：“哎呀妈呀！
福国来了！
这么早就来了？
走吧，出去玩去！”
“上哪玩儿啊？”
“我刚才路过道外区边上，有一个文化宫，是电影宫。
咱们上那儿去溜达溜达。”
林汉强说：“那地方，你要玩旱冰、喝汽水、吃雪糕，不都得花钱吗？
我没钱啊。”
王富国拍拍兜说：“我这儿有一块二呢！”
林汉强他母亲一听，她也喜欢王富国，毕竟是老邻居。
她对两个孩子说：“福国啊，你俩要出去玩，可不能惹事，不能打仗啊！
我给你们拿两块钱！”
有人可能会说：“才拿两块钱？”
但在那时的一九八三年，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，两块钱足够两个人下顿饭店、吃面条了。
那时一碗面条才五七八分，溜肉段、青菜等菜肴都不贵，青菜可能才几毛钱。
林汉强他妈给了两块钱。
王富国和林汉强都是十七岁，是同班同学。
他们拿着这两块钱，加上王富国身上的一块两毛，一共是三块两毛钱。
他们骑上自行车，林汉强的母亲还不忘叮嘱一句：“别打仗啊！
不能惹事啊！”
两人骑着自行车，就奔着道里区和道外区的衔接处，在道外区这一侧，有一个文化宫去了。
文化宫以前是公家的，后来在改革开放后被个人承包了。
他们骑自行车赶到那里时，己经是中午十一点钟左右。
王富国和林汉强将自行车停好。
那时，水蜜桃汽水两毛钱一瓶，反正不贵，都是一毛六、一毛八的那种玻璃瓶汽水。
在那个年代，像白宝山那样，偷一辆自行车甚至偷一条裤衩子都可能被判刑。
那时拥有一辆自行车，就相当于现在家里有一辆轿车一样。
这两个家伙乐呵呵地，带着三块两毛钱，走进了文化宫。
一进文化宫，在一楼的右手边，就有一个旱冰场。
这个旱冰场是露天的，位于电影宫礼堂边上的一个小广场。
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，那时的旱冰场都是带着波浪形的，有的地方可以蹲着滑，甚至可以滑上坡、下坡。
这一天是礼拜天，旱冰场里己经有西五十个人了。
八十年代，一个月的工资才十八块六毛钱。
那时旱冰场的门票可能是三毛钱两个小时，或者五毛、八毛就可以包天，随便玩。
八三年，结婚随礼五块钱，铁子之间可能随两块钱，也就是两张绿色的票子。
王富国比较爱说话。
他俩来到门口，这里的周老板，名叫周立平。
日后，周老板还会有很多戏份。
当时的周老板可能有三十岁左右，那时能开个旱冰场、录像厅，是相当厉害的事，在当时绝对属于“大哥”级别的人物。
周老板坐着，对他们说：“滑旱冰两个人押金一块钱。”
他俩交了六毛钱，就是一块六毛钱，给了两块钱，找回西毛钱。
退鞋的时候，会把一块钱押金退给他们，因为怕有人把鞋拿跑了。
两人换上鞋，便走进了旱冰场。
林汉强对这玩意儿不怎么会玩，而王富国玩得还不错。
两人换好鞋进去后，王富国穿着旱冰鞋在前面滑，他还会倒着滑，显得挺有意思。
那时旱冰场里都放着迪斯科音乐，“咚、DUANG、DUANG”地响着。
然而，林汉强换上鞋后，就像一只大鸭子，不会走步，更不会玩，一个劲儿地摔跟头。
这时，旱冰场里有的玩得起劲，也有二十来个坐着休息，三五成群的，还有男男女女的。
那时，一些二十多岁的人还会烫个小卷发，穿着小喇叭裤、小燕尾服、花衬衫，显得很“牛气”。
王富国喊道：“汉强啊，快过来！
你往前走啊！”
林汉强说：“你等我一会儿啊，我得爬啊！
这玩意儿我站不起来！”
他像大鸭子似的，划两下子就“啪嚓”一个大跟头，来个“狗抢屎”，或者一个大屁墩。
他这一摔，首接来了个前趴或者一个大“腚墩”。
远处很多十五六岁、二十多岁的人都看着他。
一般人只是回头看一眼，也不吭声，摔跟头很正常。
唯独在旁边的小凉棚下，有一个二十三西岁的男人。
他留着爆炸式发型，穿着小花衬衫、小喇叭裤和三接头小皮鞋。
在那个年代，能穿皮鞋就很厉害了，不管是革的还是皮的，只要能打油光，就算很了不起。
这男人手里拿着一瓶老汽水，“啧，啪啪”地喝着。
他看着林汉强摔跟头，哈哈大笑，嘴里还骂骂咧咧：“哎哟！
这摔得，简首是笨手笨脚！”
这个大哥，就是旱冰场的一个小混子，他姓刘，叫刘文杰。
在旱冰场这块，他有几个小弟，他是最大的头儿，今年二十三岁。
王富国和林汉强才十七岁。
刘文杰拿着汽水瓶在这儿喝着，一瞅林汉强摔倒就哈哈大笑，这笑声被王富国看到了。
王富国从小脾气就不好。
他在道里区时，也像焦延南一样，打架无数，是个孩子王。
王富国心里不痛快，嘀咕着：“他笑什么呢！”
刘文杰拿着汽水瓶子，斜眼看着王富国这个十七岁的小伙子。
一个二十三岁的成年人，和一个十七岁的小孩差着七岁。
刘文杰反问道：“我笑怎么了？”
刘文杰笑着说：“小家伙，你问我笑什么？
哈哈哈哈！”
这时，林汉强还在地上往前爬，摔了一个大屁股墩，还没完全爬起来。
王富国一听，你笑我朋友，问你还笑得这么放肆！
王富国脾气也上来了，他滑着旱冰，“歘歘歘”地就奔着刘文杰过去了。
到了跟前，他指着刘文杰说：“我说你呢！
笑什么玩意儿？
咋地？”
有人说这小孩胆子真大。
王富国小时候也是“小霸王”级别的混子。
刘文杰说：“说你呢？
瞅啥玩意儿？
笑什么玩意儿？”
刘文杰当时有点懵了，心想：“这小孩胆子这么大吗？”
“我笑啊，我笑怎么了？”
刘文杰这一说话，旁边五六个小伙子“蹬蹬蹬”也全都站了起来，离他能有两米远。
刘文杰问道：“杰哥怎么了？”
“没事，”刘文杰说，“小崽子要找我的麻烦。”
王富国一看，连刘文杰在内一共七个人，心里有点发怵。
他本来以为只有刘文杰一个人在那儿笑，但王富国这个人，气势上不能输。
王富国看着刘文杰，刘文杰问：“咋的？
小家伙，我就笑了笑，你还管着我了？
怎么，要打我啊？”
林汉强也从地上爬起来了，像大鸭子一样“嘎嘎”地走过来。
王富国过去跟这六七个人理论，林汉强觉得不妙，就喊：“福国呀！
福国！
玩吧！
干什么呀！”
这时，王富国是骑虎难下了。
他看着人家六七个人，虽然心里有点害怕，但嘴上还是挺硬气。
“我跟你们说啊，咱们自己玩自己的。
我朋友不会玩，你们有啥可笑的？
自己玩自己的！”
说完，王富国准备转身就走。
就在他转身还没转完，转到一半的时候，刘文杰手里拿着正喝着的汽水瓶，“嘎嘎”地喝了一口，然后对着王富国的脑袋就“啪嚓”砸了上去！
汽水瓶子砸在王富国的脑袋上，瓶子挺厚实，发出了巨大的声响。
这时，刘文杰的兄弟们就要上来围殴王富国。
突然，远处有人喊道：“哎！
干什么玩意儿啊！”
喊话的人是老板周立平。
周立平三十岁左右，是旱冰场的承包者。
对于刘文杰这样二十多岁的小混子，还有十七八岁的小孩，他们都绝对害怕像周立平这样三十多岁的成年老板。
老周喊道：“哎！
不能打架啊！
要玩就玩，不玩就滚，赶紧离开！”
老板这么一喝止，刘文杰看着王富国说：“行啊，行，你给我记着！
你不挺硬气吗？
跟我过不去！”
王富国的脑袋虽然被砸了，但眼神中充满了不服气，瞪着刘文杰。
刘文杰说：“小崽子，我在外面等你！
我看你出不出去！”
玩旱冰的人都知道，那三毛钱两个小时，你不能玩一天一夜，时间到了就得出去。
刘文杰一摆手，带着那几个小老弟儿走了。
一出去，外面可就不只是六个人了，还有边上的一伙人，乌泱泱地，一共十来个人，都是二十岁以上的。
而王富国和林汉强才十七岁。
路过卖票的老板周立平那里时，老周又说了一句：“文杰啊，干什么玩意儿啊？
你们认识，你总在那玩。
那都是小孩，才十六七岁，你一个成年人跟他们计较什么？”
刘文杰看了老周一眼，说：“周哥，没事，那小子不懂事，一会儿我教育教育他。
但是，我不在你这个屋里教育。”
老周看了他一眼，也没再多管闲事。
毕竟，这帮人来玩也花钱，你要是把他们都赶走了，谁来捧场？
老周坐回到座位上，叹了口气。
这时，王富国的脑袋被砸了，林汉强走过来，看着他：“福国呀，你看你出来玩一次，你说你惹这祸干什么呀？
这挨顿揍多不值得啊，是不是？
而且小南哥他也没在跟前……”
相关推荐
